会痛的十七岁

美国给世界杯带来了什么?_我的网站

那年花开月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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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胡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人类足球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

B | 从32支球队扩军至48支,比赛总数从64场增至104场,赛程延长至39天。      8月19日,Moderna与默沙东宣布,双方联合开发的个体化mRNA肿瘤疗法Intismeran Autogene联合Keytruda,在高风险黑色素瘤Ⅲ期临床研究中取得阳性结果。与此同时,强制补水暂停、决赛中场秀等“美式”元素的植入,以及一场由特朗普亲自介入的红牌争议,一股裹挟着资本、权力与政治博弈的“美式旋风”,正沿着规则、仪式与裁决的每一条缝隙,重塑世界杯的骨骼与灵魂。

C |   资本市场迅速沸腾,Moderna当天股价上涨约177%,市值一天增加约440亿美元至696亿美元;默沙东也上涨超过12%。

D |   沉寂一段时间后,mRNA重新成为资本市场的高频词。  mRNA技术因新冠疫苗进入大众视野后,随着个体化肿瘤治疗进入更关键的临床验证阶段,市场重新评估其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空间,中国也开始寻找自己的“Moderna”。  其中一家mRNA公司很快浮出水面:新合生物。  对于周亚辉来说,这一天等了近十年。美国究竟给世界杯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或许只有时间有权回答。  很多人熟悉周亚辉,是因为昆仑万维、互联网出海和AI天工大模型。但很少有人知道,过去九年,他还持续把个人资金、时间和判断力押在一家mRNA公司身上。48队亮相后,FIFA开启64队的野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却未必是世界杯今后的模样。

E |   2017年,因为看到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Catherine Wu团队在《Nature》发表了一篇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研究:An immunogenic personal neoantigen vaccine for patients with melanoma。周亚辉专程飞到波士顿与相关实验室研究者交流。

F | 世界杯尚在淘汰赛阶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在瑞士媒体的镜头面前,讨论起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的可行性,并称“绝对”应当考虑这一设想。那时,mRNA还远未成为大众热词,个体化肿瘤疫苗更谈不上资本市场的热门赛道。回来后,他出资开始孵化新合生物。因凡蒂诺随后确认,这一议题将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由相关委员会正式研究和讨论。而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包括BBC、ESPN、路透社在内的一众媒体,都还在反复讨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质量是否会因为首次采用48队赛制而受到影响。但开赛仅一周时间,各大媒体便改变了口风——路透社将标题改成了《弱旅掀起波澜,豪门开始摇晃》,《金融时报》则刊发了一篇题为《小球队抢走世界杯聚光灯》的文章。原因很简单: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热度最高的并非传统豪强,而是一支支新军讲述的故事——佛得角从拥有西班牙和乌拉圭的小组中突围,40岁的门将沃齐尼亚一战成名;作为世界杯有史以来最小的国家,库拉索也从厄瓜多尔身上拿到1分。因凡蒂诺因此颇为得意:“各大洲都有球队进球,且至少拿到了积分。10支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淘汰赛”。  九年过去,当这家公司真正走到临床阶段,周亚辉围绕新合投入的个人资金已累计约10亿元,他自己的身份也从最初的出资人,一步步变成了今天的新合生物董事长兼CEO。  从互联网、全球化、AI到生命科技,他的职业生涯跨过多个产业周期。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的表述则更为动人:“扩军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是让更多球队来到世界杯,而是让更多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杯故事。

G | 这一次,人们看到的是mRNA今天重新站上风口,而他下注的,是九年前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未来。  01 只看“十年后的机会”  访谈一开始,我们问周亚辉,看到Moderna消息时是什么感受。”动人故事的背后,是一系列的数据增长。从32支球队扩军至48支,比赛总数从64场增至104场,观赛人数自然水涨船高。

H |   那天他刚开完会,打开手机,公司群里已有人发来Moderna股价截图,还配了一句话:“泼天的富贵来了。早在1/4决赛结束,本届世界杯入场总人数就已远超前两届总和。商业层面FIFA更是赚得盆满钵满——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总收入为76亿美元;而扩军至48队后,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预估收入已飙升至130亿美元,增幅超过七成。”  周亚辉自己很平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早早便开始为64队制造声势。虽然这一讨论尚未被列入官方议程,但FIFA已经在为自己的野心未雨绸缪。补水暂停和中场秀,创新背后全是生意如果说扩军是赛制层面的变革,那么本届世界杯最具颠覆性的改变发生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这个在我预料之中,只不过我不知道哪天来。本届世界杯最引人注目的规则变化之一,是国际足联推出的“强制补水暂停”新规: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进行到第22分钟左右,主裁判必须吹停比赛3分钟,让球员到场边补水。

I | 关键之处在于,这一规定“无论天气冷热、球场是否配备空调顶棚”都必须执行。”  理解这句话,要回到2015年。国际足联给出的理由是“保障球员健康”,但质疑声接踵而至——不少球迷调侃,补水暂停将90分钟的足球比赛切割成类似篮球比赛的四节制。

J | 从竞技层面看,传统连贯的上下半场被分割,比赛节奏被打断;从商业层面看,大量球迷与媒体质疑,一刀切的补水暂停本质上是为转播商创造固定广告窗口——单次补水时段可播出约2分10秒的广告,104场比赛累计超7.5个小时的广告时长。

K | 前阿森纳前锋伊恩·赖特直言:“这只是从美国视角把广告塞进比赛的另一种方式,他们打着为球员好的幌子,我可不信。”德国足球名宿克洛普更是痛斥:“足球曾经是主角,但现在它有可能沦为广告表演的背景音乐。”以美国福克斯体育为例,赛事内每30秒广告均价20万至30万美元,美国队出战场次、决赛的广告单价高达75万美元。

L |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仅美国本土补水时段广告收入就有望突破2.5亿美元。而福克斯为拿下本届世界杯在美转播权花了4.85亿美元——这意味着补水暂停期间的广告收入,足以覆盖一半以上的转播成本。更令人侧目的是执行中的“美式风格”。

M | 那年昆仑万维上市,周亚辉开始系统寻找AI机会。根据规则,转播方必须在补水结束前30秒切回现场画面。但在揭幕战中,福克斯为完整播放广告,延误了切回时间。当时还没有如今的ChatGPT浪潮。  按他的划分,那仍是“AI1.0”阶段。他看过AI金融,也寻找其他应用方向,最后越来越关注医疗。如果说补水暂停还是打着“健康”的旗号,那么决赛中场秀的增设则是对百年足球传统的一次正面冲击。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类似超级碗形式的“中场秀”,演出时长约11分钟。因凡蒂诺更是将这次中场秀称为“体育与娱乐融合的巅峰时刻”,希望借由音乐这一通用语言,把全世界数十亿观众连接在一起。根据《足球竞赛规则》,中场休息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但由于表演搭建与拆除舞台,中场表演能否按时完成,让不少人质疑。专栏作者马尔科蒂对此深表担忧:“中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这是一条比赛规则。如果延长休息时间,就是干预足球的竞技本质。  2017年,他看到了CatherineWu团队关于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的研究。”而最终的结果是:受中场秀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达到27分24秒。担任BBC解说的鲁尼更是在直播中开炮:“中场秀我最喜欢的时刻是它结束的时候。

N | 我喜欢其中很多艺人,但我觉得整场表演烂透了。”此外,国际足联宣布将向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戒指”,限量2026枚,30枚归属冠军队,其余面向全球球迷发售。国际足联在公告中明确表示,这是“将美国标志性的体育传统带入足球界”。  真正打动他的有两个词:AI,个性化。

o |   做互联网产品时,周亚辉已很熟悉个性化推荐,并形成一个判断,随着数据持续积累,智能系统会越来越深入地服务具体个体。  生命科学把这种想象推得更远——先读取患者的肿瘤信息,再根据其突变设计药物。再加上世界杯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决赛场地的草皮被切块售卖。可以说,美式体育的商业包装逻辑,几乎把本届世界杯的盈利价值挖掘得淋漓尽致。红牌争议下,傲慢与偏见也很美式如果说补水暂停和中场秀还是商业逻辑的扩张,那么巴拉贡事件则暴露了本届世界杯更深层的问题——政治对体育的侵蚀。互联网里的“千人千面”,在这里变成“一人一药”。美国对阵波黑的1/16决赛中,巴洛贡下半场第64分钟争抢球权时,踩到了波黑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随后被红牌罚下。

p | 按照相关规定,巴洛贡应自动停赛一场。

q |   “当时我见过的医药领域里,这是我看到唯一一个非常强调个性化的技术。

r | ”周亚辉说。于是,他很快决定下场。这本是一次普通的红牌判罚,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做出这项选择时,赛道离成熟还很远。几乎所有与他交流的人都提醒,生物医药研发周期极长、投入巨大,失败风险也远高于互联网。  周亚辉没有因此失去兴趣。

s | 清华读博期间,他休学创业,但科技一直是他最稳定的兴奋点:“越牛的事,越容易引起我的兴趣。国际足联7月5日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对巴洛贡的禁赛处罚“暂缓一年执行”。”  兴趣之外,还有多年创业形成的周期感。他习惯把科技产业的发展比作人的成长:出生、上学,再到真正进入社会。据统计,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位“染红”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t | 多家媒体随后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特朗普本人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称他“要求审查”并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的事,扭转了巨大的不公正”。  一项技术走到哪个阶段、下一步可能发生什么,他说自己对此“保持高度敏感”。追踪底层技术变化也早已成为习惯:“整个科学技术的演进,几乎是每天必读的内容。”  回看周亚辉过去二十年的轨迹,会发现新合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前押注一个尚未成为共识的方向。  昆仑万维很早就把主要市场放到海外。

u | 这一事件迅速引爆了国际舆论。CNN报道称,一通红牌电话引发了“围绕世界杯的政治风暴”;《华尔街日报》称该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欧足联更是在声明中表示:“比赛的公正性正处于危险之中。”虽然因凡蒂诺强调相关决定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独立做出的,但据《纽约时报》报道,双方在过去一年里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2025年12月,因凡蒂诺在世界杯抽签仪式上将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授予特朗普;2026年2月,他又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和平理事会”。2014年,公司在中国本土原创移动网络游戏海外收入中的份额位居行业第一;2015年成功在A股上市,当时境外收入占比已超七成。2016年,昆仑万维参与收购挪威浏览器公司Opera核心业务,同年又公开投资人工智能公司,周亚辉本人担任董事。因凡蒂诺本人也透露,他与特朗普“几乎每天都沟通”。

v | 这些细节让巴洛贡事件疑点重重。  从游戏出海、全球互联网平台,到AI,再到生命科学,他几次专注投入的共同点都不是追逐已经被证明的市场,而是在产业地图尚未清晰时,提前寻找下一代平台的位置。

w | 本届世界杯,将政治与足球挂钩的事件层出不穷。从被称为“排外性最强”的入境政策开始,到伊朗队被要求仅能在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再到半决赛后阿根廷球员展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世界杯一直在政治的灰色地带游走。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周亚辉最鲜明的一种投资和创业习惯。别人沿着已经画好的地图寻找机会,他更习惯在新地图还没画出来时就开始行动。  2015年,他也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这一代创业者的判断:“超过35岁之后,要赌十年以上的机会。

x | 值得一提的是,美加墨联合申办世界杯的2017年,申办方案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团结、确定、机遇(Unity,Certainty,Opportunity)。

y | ”  他的逻辑是,打车、外卖、团购、共享单车这类竞争高度依赖执行、速度和体力。年龄增长后,成熟创业者继续与年轻人比拼这些,优势会越来越有限。  真正能持续积累的,是经验、资源、资本和对长期周期的理解。  “唯一的解法,就是判断10年之后的机会。”  当然,看得远并不会自然提高胜率。在官方申办文件中,三国将世界杯称为“全球体育界最伟大的人类团结盛会”。但等到世界杯真正拉开帷幕,属于美式的傲慢与偏见,依旧在赛场的每一个角落投下长长的阴影。周亚辉也强调:“看10年之后的机会是一种信仰,但你要建立相应的方法论,否则还是很容易死得很惨。

。”  2017年的个体化肿瘤疫苗,恰好落进这套坐标系。

z | 他关心的不是下一个市场有多大,而是十年后这项技术还重不重要,有没有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02 最大的风口砸下来,他选择守住原来的方向  周亚辉第一次真正为这项长期判断付出成本,是在2020年。这一年,新合生物站到了真正的岔路口。

|   新冠疫情暴发后,Moderna、BioNTech迅速成为全球焦点,资本、人才、政策和生产资源涌入mRNA预防性疫苗。对已积累数年RNA技术的新合来说,一个近在眼前的机会出现了——做新冠疫苗。  团队内部认真讨论过。从商业上看,新冠疫苗面对共同病毒抗原,更易标准化和规模化,疫情又创造了全球最确定的需求;新合此前积累的部分RNA技术也能复用。  最终,这个方向被否了。

| 在艰难的博弈后,周亚辉始终没有同意转向,新冠是一场巨大的市场机会,但不是新合真正建立壁垒的地方。他仍然想回答2017年的那个问题:mRNA能不能成为癌症个体化治疗的底层平台?  对此,周亚辉给出了一句很有个人风格的解释:“预防性疫苗,我觉得不够牛。

| ”  这个决定多少有些反常。资本最擅长的通常是寻找正在形成的确定性,但当mRNA第一次真正变成全球超级风口时,周亚辉反而没有追进去。

|   在他的价值排序里,个体化肿瘤疫苗技术挑战更高、长期价值也更大。

| 还有一层原因来自多年创业形成的“时机感”:一个巨大浪潮如果最开始没砸中你,再追进去,往往已经失去最佳位置。

|   “别人吃肉,你再进去喝汤,喝得也不痛快。还不如耐着心,等下一浪。

| ”  于是,当Moderna和BioNTech站上全球舞台中心时,新合没有转向那个更近、更确定、商业回报也更清晰的机会,而是继续留在个体化肿瘤疫苗这条更慢、更难,也更漫长的路上。  代价随之而来。

| 新冠疫苗后来给Moderna和BioNTech带来巨额收入,也完成了一次全球性的mRNA产业教育;新合则继续面对漫长临床周期、持续研发投入和遥远的商业回报。

|   对周亚辉来说,真正需要坚持的始终是,这项技术最终能不能长成一个足够大的平台。  这次选择也折射出他的坚定信念。因为风口前敢下注很难,风口改变方向后仍守住原判断,同样很难。  03  9年、10亿元,长期判断最终要用真金白银兑现  长期主义最难的,往往是故事中段。

|   方向刚出现时下注,容易有“押中未来”的兴奋感。难熬的是第5年、第7年、第8年——技术仍在前进,资本耐心却可能开始耗尽。  2020年12月,新合完成2.5亿元A轮融资;2021年12月又完成5亿元A+轮融资,继续投入RNA药物、新抗原疫苗和研发生产平台。几乎同期,中国Biotech融资环境开始降温,研发周期长、现金消耗大的创新药项目面临更强的退出压力。

|   这里天然存在时间错配。周亚辉提到,很多人民币基金周期只有5到7年,而一款创新药走完临床往往更久。“对生物医药来说,5年太快了。”  到2025年,新合部分外部投资人的基金进入回购期,公司仍处于高投入研发阶段。若拿出大量现金回购股份,研发资金会受挤压:投资人要退出,公司还要继续向前。  周亚辉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只做一个项目,我的钱只投一个项目,我是不是选新合这个个性化肿瘤疫苗项目?”  他的答案很坚定:“如果只允许选一个,只做单选题,我就选它。”  随后,他个人出资接下希望退出的投资人股份。从2017年孵化、多轮持续投入到2025年承接股份,周亚辉围绕新合投入的个人资金已达约10亿元。

|   而随着投入不断加深,他和新合的关系也早已超出普通财务投资。最初,他只想做一个出钱的投资人;后来进入研发体系;再后来,他直接坐到了董事长兼CEO的位置上,全身心下场。  “我本来不想干这活的。”他笑着告诉36氪。进入研发一线后,他发现做科技产品积累的能力可以迁移到研发方向判断、产品定义和项目管理中,并越来越享受这个过程。  周亚辉这样定义自己的角色:“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我是一个technology和product的driver。

| 更愿意推动技术和产品向前,把精力放在决定一家公司未来方向的核心问题上。”  走到这一步,这笔持续八年的投入已远超普通财务投资的时间尺度。资金、时间、个人精力和职业角色,都被压在同一项长期判断上。  时间是最残酷的东西,它会验证谁是真正的耐心资本——当前途未知,你是否愿意坚持你所相信的,你是否愿意把离开者的筹码全部接下来,继续前行。  04 把二十年的能力,迁移到生命科学  互联网创业者进入创新药领域,看似跨度极大。周亚辉理解这件事时,仍围绕几个熟悉的关键词:技术、数据、产品、个性化、工程化。  患者肿瘤先被测序形成数据;算法筛选潜在新抗原并设计成mRNA药物;药物进入患者后产生新的临床和免疫数据,再回到前端验证、改善算法。模型、实验、生产、临床,由此形成闭环。  这套逻辑对周亚辉并不陌生。做互联网产品时,他已习惯用数据理解用户、用算法提高匹配效率,并通过产品系统持续获得反馈。  生命科学只是把类似的产品和数据逻辑,放进一个难度更高、验证周期更长的世界。  2017年时,周亚辉无法预见今天的大模型形态,但已相信大规模数据会形成知识系统,智能应用最终会越来越个体化。个体化新抗原,恰好把AI和个性化连接起来。  他的跨界没有停留在资本层面,而是逐步进入研发团队,参与技术方向、产品定义和项目推进,本身也是一段持续学习和迭代。  过去二十年形成的产品经验、数据意识、技术判断、项目推进能力和全球视野,被逐步迁移进生命科学。面对新技术,他还会看它能否成为跨地区、行业和场景的底层平台。  因此,生命科学并非一次突然跳跃。行业变了,判断坐标没变:技术是否足够底层,数据能否积累,产品能否迭代,最终能否长成大平台。  2022年以后,周亚辉大幅减少投资,把更多精力重新放回创业,“原因很简单,做投资太分散精力。”  访谈中,他多次强调一个词:“聚焦。”  “一定要做减法。”  当我们问他,现在真正聚焦的是AI加个性化,还是更具体的医疗方向,他回答:“AI。

| ”  AI已开始深入药物研发。周亚辉判断,大模型带来的“AI2.0”会显著提高药物发现和研发效率。科学最底层就是能量和信息,数据只是信息的一种表达而已。未来5到10年,更重要的是把高智能模型、实验和数据反馈接成完整系统,让数据持续推动模型进化。  新合正成为他实践这套逻辑的具体场景。赛道在变,寻找下一代技术平台的方法却高度一致。  05 八年深耕,新合走进真正的临床赛场  所有长期判断,最终都要接受数据验证。  2017年前后,周亚辉飞往波士顿并启动项目孵化;2018年,新合正式成立。

| 2020年12月和2021年12月,公司先后完成2.5亿元A轮、5亿元A+轮融资,继续建设RNA药物、新抗原疫苗及研发生产平台,并推进临床探索。  2023年3月,新合针对胃癌公共新抗原开发的治疗性mRNA肿瘤疫苗XH101注射液,其新药临床试验申请获CDE受理。它不是个体化疫苗XH001,但意味着此前搭建的算法、RNA药物和生产能力开始进入药物注册体系。

|   个体化路线的关键里程碑发生在2025年。

| 3月,新合自主研发的mRNA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XH001的IND获CDE受理;6月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10月正式启动Ⅰ期临床,由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共同牵头,面向根治术后复发风险较高的实体瘤患者。  至此,新合从科研探索和IIT研究进入以药品注册上市为目标的正式临床开发。八年前还停留在论文和技术判断中的路线,开始作为药物接受临床检验。  个体化药物的额外难度在于,每位新患者都是一道新的研发和生产题。XH001与Moderna的Intismeran遵循相近逻辑,从患者肿瘤样本寻找突变,用算法筛选新抗原并设计mRNA疫苗,每个人拿到的药都可能不同。  这要求研发和生产体系持续、稳定地重复同一套复杂流程。  据新合披露,公司已累计为60余例临床受试者完成个体化疫苗生产,交付率100%,平均交付周期约10周;在已有病例中观察到疫苗诱导的免疫响应。

|   这些数字尚不能证明最终疗效,真正的医学答案仍需更大规模、更严格的临床研究。但它们至少回答了一道工程问题:“一人一药”的流程,能不能连续跑起来?  完成一位患者的个体化药物体现科研能力。连续为几十位患者完成设计、生产和交付,则意味着体系开始具备工程化属性。  06 “中国版Moderna”的含金量,要看平台能不能持续跑起来  个体化肿瘤疫苗的第一道核心难题,在mRNA生产之前。

|   一个患者的肿瘤中可能有大量突变,真正能形成有效新抗原、被免疫系统识别的只有一部分。靶点一旦选错,后续RNA设计、递送和生产都会失去基础。  新合从早期就把资源投入这一环。其自主研发的NeoCuraAIALPINE肿瘤新抗原预测系统,用多组学数据、HLA信息和免疫数据筛选新抗原。据公司披露,预测准确率已提升至75%以上,并已建立符合GMP标准的mRNA药物生产能力。  更值得观察的是,患者数据能否经过算法、药物和临床,再返回系统形成持续迭代的闭环。  算法、实验、药物、生产和临床一旦连成完整系统,公司才有平台化空间;Moderna过去十几年的重要积累,也来自平台能力。  对新合而言,如果闭环能持续成立,XH001只是首批产品之一;真正有价值的资产,是持续产生个体化药物的能力。

|   这也是“中国版Moderna”需要接受检验的地方。除了管线成败,更要看能否形成自己的mRNA前沿平台,把算法、研发、生产和临床验证持续连接起来。

|   这种“本土”不只是生产地点在中国,更在于数据和疾病需求来自哪里。XH001目前Ⅰ期临床覆盖胰腺导管腺癌、胆道恶性肿瘤、肝细胞癌和胃癌等高复发风险实体瘤,其中肝癌和胃癌长期是中国疾病负担极重的癌种;更早的XH101选择胃癌切入,也与中国和亚洲人群的疾病负担有关。  数据同样具有地域属性。

| 新合此前披露,公司持续积累亚洲高频癌种的多组学数据,并据此寻找覆盖更广的公共新抗原。

|   对中国公司而言,能否基于中国患者数据和临床需求,形成自己的靶点发现、药物设计、生产和临床验证体系,尤为重要。目前,新合已把这套系统推进到正式临床阶段。

|   八年走到今天,新合已经说明当初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的技术设想,逐步变成一套能够真实运行的研发与生产体系。

|   07 当答案还没有出现,他愿意继续做20年  聊到最后,我们问周亚辉:回看过去九年,哪些决定真正改变了新合?  他数了五次。2017年飞美国,2018年创办新合,2020年坚持个体化肿瘤疫苗,2023年亲自进入研发团队,2025年自己出资接下回购到期股份。

|   五次决策指向同一件事,即在外部共识、风口和资本耐心变化时,坚持原来的判断。  当然,长期坚持并不能保证成功。创新药失败率高,新合也远未到可以宣布胜利的阶段。

| 周亚辉已经开始想更远的事。  他认为,个体化新抗原可能只是AI与生命科学结合的序幕。下一步,AI还会从细胞表面走向细胞内部,理解更深层的生物学机制。

|   他说,那可能是一件20年甚至30年的事。  我们问他,还愿意继续做二三十年吗?  他几乎没有停顿:“对啊。一直在这个领域,把这个东西继续做得更牛,不是更好吗?做其他东西,是为了赚钱吗?我觉得没必要。要做,就继续做10年、20年,做一名长期主义者。”  最后,我们让周亚辉评价自己。他说:“我就是一个对科技有非常浓厚兴趣的人。如果满分是100分,我觉得我可以到99分。”  而这,与他的实践相映照。回看这些年10亿元的投入、9年的坚持,市场共识几经变化,周亚辉的下注方向始终没变。  这也是中国版Moderna背后最性感的故事:当答案还不存在,一个人愿意拿多少钱、多少时间,去相信自己看到的未来。

|   回望2017年,周亚辉飞到波士顿时,摆在他面前的其实是几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从每个人不同的肿瘤突变中寻找新抗原,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癌症治疗方式?  mRNA能不能成为把这些个体化靶点快速转化成药物的合适载体?  “一人一药”这种天然复杂、昂贵的模式,最终有没有可能被工业化,并服务足够多的患者?  9年以后,Moderna率先替所有早期下注者回答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条技术路线,是真的。  剩下的问题变成了——谁能把它做得更快、更准、更便宜,并最终送到足够多患者手里。

|   以及,中国公司能不能把这条路线真正做出来?  如今,新合生物刚刚走到真正比赛开始的地方,对它而言,验证才刚刚开始。  对周亚辉而言,这场始于2017年的长期下注,也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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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01: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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